林大卫牧师自传

 

林大卫牧师自传 

　　我是父亲林葆恒的第二个儿子，1917年在菲律宾出生。父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在马尼拉担任中国副领事。 

 

　　母亲潘承昆幼年时， 曾在江苏苏州的一家基督教学校就读。美国传教士潘尔女士曾经教她如何祷告，但是她有好些年没有注意保持祷告的习惯，直到她有了我的哥哥保罗和我，婚后的艰苦责任迫使她跪下祷告。有一天，我突然发高烧而被送进医院。母亲跪下祷告，向上帝许愿说，如果上帝使我痊愈，她就奉献我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天没等到医师诊治，我的病立刻就好了。从此以后，母亲就一直叮嘱我说：“你是属于上帝的，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

 

　　1919年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领事去加拿大赴任。 母亲、哥哥和我在1921年去和父亲会合。从1922年到1925年哥哥和我上当地的学校并去浸礼聚会。1925年我们回到上海，随后去爪哇，当时父亲在那里当领事。哥哥和我在一所英国人办的私人学校读书。1927年蒋介石上台，北洋政府解体，父亲失去了他的政府职位。我们迁回了上海。1930年我们迁居北京，保罗和我在北京美国学校上学。我那时上六年级，由校长摩尔女士任教。有一天校长让学生讲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职业。当我讲我以后要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奇。从此以后我就被看作是一个怪人。每逢星期天，母亲带我们到卫理公会礼拜堂去聚会。

 

　　1932年父亲迁居汉口，在税务局工作，母亲和他同去，把我留在北京白克牧师家里；汉口没有卫理公会礼拜堂，所以母亲先后去过好几个教会的礼拜堂。一天，有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教士来募善工捐。父亲订了一份时兆月报，又与她用英语交谈起来。

 

　　以后这位女传教士邓福恩女士常来拜访我们，并请母亲去汉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母亲听到那里的会众能够背诵十条诫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记得有一次她的一位当律师的妹夫问她基督徒信仰的准则，她告诉他说基督徒遵守十条诫命。他问她说，哪十条？她尽力回忆也只能想起九条。这位亲戚笑她说，你做了十年的基督徒，却不能准确的背诵十条诫命!母亲为此倍感懊恼。因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如此重视十条诫命，是她确信他们所教导的是真理。

 

　　在暑假里，我到汉口和父母同住，母亲把安息日的真理讲绐我听。当我回到北京，白克一家发现了我的新信仰，就设法劝阻我。这时候邓福恩女士写信给住在北京的女传道士安路锡女士，她到学校来看我，让我跟她查经。这样为了我该不该守第七日为安息日，发生了一场争夺战，令我左右为难。1934年母亲回到北京，我们就一起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会聚会。

 

　　1935年我高中毕业。我哥哥在美国大学读书时不幸死于车祸。我便成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亲戚们都劝我改变志向，放弃收入微薄的传道事业，致力于一份赚钱多的职业以担负将来家庭的重担。

 

　　上帝安排我到南京桥头镇的中华三育研究社上学。这是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办的初级大学。我在里面读传道专科。我在学校里是唯一自付学费的传道专科学生，其他传道学生都享受一种专为鼓励青年人学习传道而设置的奖学金。任何自付学费的学生都是学医科或商科，只有付不出学费的学生才读传道科，我又再一次被看作是个怪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我到了香港，父母寄钱给我，让我进美国“太平洋联合大学”继续学习传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母住在兰州市，日本军队从未到达，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然而有一天大批日机空袭，我的父母居住的那栋房子却在周围的废墟之中巍然独立。一一充分证明了上帝慈爱的看顾。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暑假中我到三藩市中国城推销书报，此外我也在大学食堂，机器房，装订房工作，或者到树林里砍伐木材，赚钱来支付四年读书的种种费用。

 

　　1941年毕业以后，我又到美京华盛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院学习。有空的时候，我还是做推销书报的二作。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希伯来书3：13的“今日”与希伯来书4：9的“安息”之间的关系。直到1946年我才完成这篇论文而得到学位。为了要知道犹太教崇拜仪式中怎样应用诗篇第95篇(里面的“今日”）我到犹太教堂去聚会，而且和一位犹太拉比做了朋友。

 

　　1944年，教会请我参加预言之声的工作，编写中文圣书函授课。没有中文铅字，我就用手写，然后付之交印。日本投降以后，我在1946年12月随着一批传教士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华总会广播部与李嗣贵牧师同工。

 

　　1948年12月上海临近解放，大多数传教士撤走到香港，在那里设立了中华总会临时办事处。广播部迁到广州，工作半年之后，于1949年6月再迁到香港。我被指派为《时兆月报》香港版的主编。

 

　　1949年12月，中华总会临时办事处撤销。将一切工作移交给在上海的中国职员。我回到上海担任总会的总干事。徐华任会长，李承璋任司库。

 

　　从1952年到1954年，我们一部分被停职的同工在一起。以制造计算尺为业。同时我们翻译了《历代愿望》。后来又翻译了善恶之争丛书中的另外几本书。上海本会的一些青年帮助油印分发了这些书。

 

　　1954年我退出了制造计算尺的工作。编写了一本《x光机的保养与维修》的书籍，接着又写了一本《天文爱好者自制望远镜手册》。

 

　　1958年4月我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1960年被判刑十五年。我被送到一个水利工程单位劳动，推过独轮土车，开过电动绞车，又先后做过x光机的技术员，发电站技术员，国营农场拖拉机电工等，在那些年间，我都受到人道的待遇，有时甚至可以很好的安排工作而遵守安息日。

 

　　我的儿女来看过我几次，我在其中的一次，为儿子德泉在农场的壕沟中施了浸礼。有人传说我在监狱中为几个人施浸，那不是事实。在那种环境中只能与人谈道，不便施浸。

 

　　1991年3月28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为我平反。回想起来，我要赞美上帝，因为祂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露了我性格中的许多缺点，迫使我加以克服。我可以老实地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律例。”其次，那位从起初就洞察将来的上帝，在举国上下一片狂热的‘文化革命’中，把我‘冷藏’起来度过那危险的几月。有一位劳改管理人员甚至说，我是处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过了多年以后，找才知道当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的袭击中， 上帝怎样保护我脱离了灾难。我父亲在1959年去世：留下了我母亲，妻子，儿子和四个女儿面对这场狂风暴雨。如果上帝没有在那严峻的岁月中奇迹般的保护了他们的话，他们不可能活着。由于我们的大女儿德源早就因为安息日‘旷课’的问题，给她的学校带来不少麻烦：我们的家便成为红为兵向全市资产阶级发起扫荡的第一批物件。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我的家被抄了六次。他们甚至把我的家当作一个据点，在安息日来擂起他们的战鼓。我全部的书藉被堆到弄堂里烧掉。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母亲说：“你应该到天津去看你的阿姨。”母亲这时候已经72岁了，所以上帝安排一位年轻的侄女陪伴她，她留在天津直到危险的日子过去。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叶迟生被殴打，剪去头发，并被迫站在街上示众。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按照这些话，我妻子的精神力量在上帝的评价中可算为最高：因为祂使她遭受了最严峻的试炼，虽然也曾一时动摇，但依靠主的恩典终究得到胜利。至于母亲和我，上帝看到我们可能忍受不住，因此就把我们放进了避难所。

 

　　另外一个事实，也说明了我妻子的成功；就是她藉着上帝的帮助，设法教育所有五个孩子在上帝的哺育下成长。在社会主义政权之下，他们每个人都在上学的时候和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的时候遵守安息日。必须强调的是，唯有藉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才有可能成功的为主作见证。

 

　　服刑期满以后，我从国营农场转到安徽淮南煤矿公司，做翻译技术档的工作。我在那里做了五年，领取正常的薪金，也享受守安息日的权利。现在我已经退休，住在上海时，领一份养老金，同时在沐恩堂担任牧师。 

 

　　回想起过去一切，我最宝贵的记忆乃是母亲的祷告生涯把我毕生奉献给上帝。以后在北京她又常在阳台上祷告和唱诗赞美上帝。她给我立下了用祷告和赞美接近上帝的榜样，特别是接近末世，我们应该更勤奋地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