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和现状

【回归篇】第二讲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和现状

我们刚才看了在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发展与现状，美国作为我们教会的风向标，美国的运动，美国的变化，其实也延续到世界的各地。那么我们现在把眼光转到中国教会，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一些现状。

关于基督复临安息日在中华大地的圣工发展史，有由杨健生博士主编、由沈斌仁长老主笔，集二百多名作者，经二十五年的编辑整理出版的《中华圣工史》，读者可参阅，以获更为详细与完整的历史记载。本文所述，仅涉及一些粗略的线条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而不及于全。 

我们在回顾基督安息日会在中华大地的历史的时候，一条清晰的线条跃然眼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华大地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圣手藉着预言之灵的教导所激励与带领的结果：

 1． 1902-1919  圣工的开始，是应了圣经与预言之灵将三天使信息传遍世界的呼召；

2． 1920-1929 健康医疗的鼎盛时代，是因应了照预言之灵的医疗健康异象的指引； 

3． 1930-1939 三育教育的鼎盛时代，是因应了预言之灵的教育蓝图而发展；

4． 1940-1949 本土宣教与文字布道并进的时代，是因应了预言之灵关于文字事工的指导而发展；

5． 1950-1959  试炼与考验的时代，五大斗争丛书的翻译、为经历最严峻的考验与试探的教友、提供了精神的食粮，帮助教会经受了考验；

6.   1960-1989  扎根与发展的时代，预言之灵的著作帮助稳固信仰、生根建造、增进了品格的塑造、激励与鼓舞了逆境中的见证与发展；

7.  1999-2009   分化的时代， 多种声音骤然出现，在众多挑战面前，预言之灵的著作继续保守着纯正的根基性的信仰特色；

8. 2010-现在     复兴与改革的时代 ，重新重视预言之灵、重塑信仰根基、深化基督化品格的建造、催促基督的荣耀复临！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与展望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一、1902-1909披荆斩棘的拓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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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进入中国的。有人说1888年的亚波兰·拉路（Abram La Rue, 1822-1903），进入香港，进行传道工作十五年，直到去世。但是由于此前亞伯蘭拉路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之后，通过《南京条约》（1842）、《北京条约》（1860）强迫清朝政府割让香港，使得当时的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各方面算，它还是不能算是中国的。它算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至少是殖民地。所以我们还是从1902年开始算起。但拉路弟兄的工作，无疑对中华圣工的开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拉路弟兄多年在香港独自工作，唤醒我们的弟兄抬起头来注意中国大地的极大需要。l 9 0 1年4月，全球总会通过决议：『邀请威斯康辛区会的安得纯夫妇往中国工作。』同时安得纯师母的妹妹谭爱德女士也由威斯康辛区会支助，从去巴西改为派往中国，当年圣诞节，安得纯夫妇带着四岁的儿子和谭爱德女士离家启程，经芝加哥到旧金山，乘轮船『美国马罗号』航海，于l 9 0 2年2月2日抵达香港。”（《中华圣工史》，沈斌仁，“中国区会一直属全球总会（1902—1909）”）

安息日会进入中国时，正值义和团运动进入尾声。中国的大环境，对基督教的传播不利。但这并没有妨碍安息日会对中国派遣大批的传教士。

1902年10月墉尔布夫妇到达香港，不久就进入中国广东，在广州定居，翌年4月安得纯（J. N. Anderson,1867-1958 ）一家也从香港迁往广州。新抵中国的传道士们，先学习汉语，很快就通过办男女学校等方式，投入了拓荒宣教的工作之中。

安息日会传教士1902入华，1903年便有第一个人受洗加入教会；1904年第一间华语学校建立；这一年也开始有中文小册子印行。1906年第一位中国牧师郭子颖被按立。郭子颖本为厦门长老会神道学校的校长，受学生郑提摩太（Timothy Tay）的影响，研究安息日和本会其它的道理，又到广州拜会安得纯牧师并受洗入会。1908年教会在上海设立印刷厂。在此期间，中国的传道工作由直属全球总会的中国区会领导。会长安得纯，书记兼司库安得纯师母，委员毕胜道、施列民、米勒耳、邬尔布，全部人员共计12人，其中安得纯、毕胜道、施列民、米勒耳四人为牧师，中国区会地址为厂香港广中街3号。1909年，中国区会迁往上海，教会增至四间。时兆报馆也在同期迁往上海。

 在此期间，安息日会与宋氏三姐妹之父宋嘉树（宋查理， 1864-1918）租用他在1896年创办的商业印刷公司，进而建立了友善的关系。少儿时代的宋氏兄妹们常在印刷厂内玩耍。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之后，教会与宋嘉树的关系变得疏远。但这段时期与宋家建立的关系，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与宋美龄与宋子文兄妹的特殊关系，埋下了伏笔。

 2005年，当时我受邀，要在那里的华人教会讲道，以及在一间大学与星期天的一个福音机构合作，进行布道工作。林大卫牧师与我同行。

 在温哥华期间，林牧师重回幼年时玩要过的地方，感慨不已。我们一同走访过一家清朝一品官员的后人。在他们家看到家中珍藏的清朝一品官员的顶戴花翎，皇帝的圣旨，还有尚方宝剑等。大开眼界！那家人的祖上是加入安息日会最高阶的的一品官。当时他本已为基督徒，后听说有安息日会，本想去把他们改造过来。便择一日，特地到安息日聚会之日前往旁听，以寻其漏洞。不料，聚会下来，圣灵启发，认识到安息日的合法性与重要性。随即调转脚步，并辞去官职，加入安息日会的布道队伍。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里就有他的名字。当时，我穿上一品官的官服与戴上官帽，仿佛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深为先辈的传道精神触动，不禁肃然起敬，暗得鼓励！

 还有一些是进士一级的。比如在美国加州洛省教会，有一位老医生，名叫黄子克，他有个弟弟叫黄子尚。黄子克医生仁心仁宅、悬壶济世、周济侨胞，受人称赞。胞弟黄子尚博士，曾任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V），大华府地区书法协会主席。1981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黄子尚博士曾做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1924-）的翻译。两兄弟都是教会内的才俊与栋梁。他们的父亲黄子敬牧师，当年是清朝的时候的进士。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1929年按立为牧师，后出任中三社国文部主任。是林大卫牧师年轻时的国语教师。黄子克老医生有《寻人记》一书，讲述乃父事迹，感人至深。只可恨，1938年，当时在桥头镇任教的黄子敬老先生残死于日本侵华的日本鬼子凶残的铁蹄之下。 

1997年，笔者拙作《上帝与中国古人》（亦即大陆版《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神学与国学对话录》）初成稿，来到洛城华人教会讲道。讲道结束，忽听得台下一阵动情地大哭之声！闻声进近，方知是86年高龄的黄子克医生失声哭泣！他操作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呼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后继有人啊，后继有人啊！”接着又低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是高兴地、我是高兴地！我的父辈从小教授我们《四书五经》，这些经书我们都能背诵。父辈也将它与圣经结合讲论，不惜大业未竟。我有惭于先人，未能子承父志，完成两者的会通。今天，我万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上帝会兴起你这么一位年轻人，完成了先辈们做梦都想完成的工作！我这是高兴地哭、我是激动地哭啊！” 黄老医生认真地帮助我校正初稿，使拙作得以更为完善；又引我到他的房屋，吩咐百年之后，要将他毕生的藏书送给我，供我继续研究之用。

有谙熟古经的黄老先生的斧正与鼓励，更让我看到上帝的带领，内心充满无限的感恩。每每想到这些，内心总是不住地翻腾！亲爱的读者，笔者写到这里，仍止不住泪水直奔，难以平静！

 

左边展示的是一张非常难得的1910年代安息日会开布道会的一个传单。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能把中文学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内容大致是：“请快来，请快来，目今世界，日趋险恶，茫茫前途，谁知将来之结果，为唤醒世人起见，特召开此大会—警世大会！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幻灯，电影，讲演，欢迎届时诸君光临，请勿失此良好机会也！请快来，请快来，警示大会。

 

 

 

二、1910-1919 社会转型、风云变化的十年

 

▼1909年至1912年正值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之际。1909年，总会台开代表大会，这一年也是怀爱伦师母最后一次参加总会代表大会的一年。伊文思回美以后曾谒见怀师母。安得纯在1909年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华圣工的报告。大会决定成立亚属总会，会址设在上海，会长伊文思、辖中国、印度、日本、朝鲜、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马六甲海峡等国家和地区。在亚属总会下设中国联会，会址设在上海河南北路。会长魏思华，副会长安得纯，书记兼司库温司楼、安息日学部部长罗伯慈师母，教育部部长安理纯，书报部部长康盛德，医药部部长米勒耳。

在这个十年间，教会组织架构经历了几次的改变，圣工在中华大地全地铺开，时兆报馆的印刷品大量发行，教会学校也有可喜的进步，教友人数增长，教会数目有所增多.

 

1915年3月9日，一个男婴出生在上海出生，父母给他取名叫William Milton Lee。这个来华传教士家庭出生男婴注定要成为一代布道家。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李嗣贵牧师（1915-1997）。 后来，李嗣贵与李海伦（Helen Virginia Warren Lee, 1914-2012）结为夫妻，为中国的布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李嗣贵牧师，大家如雷灌耳，但对于李师母可能知之不多。现在流行的本会制作的配乐圣经故事，李海沦师母便是后面的推手。1994年5月，在离开中国五十之后，李嗣贵牧师随总会代表团重返上海。一场《何谓爱》的讲道，令听众感受感动！

 

 

三、1920-1930 医序布道崭露头角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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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基督教发展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到1927年，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了当时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1919年的五四青年运动，也为这场运动注入新鲜血液。与非基运动紧密相联的，是反帝思潮。因此，非基运动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这场运动对于南方的影响大过北方，一些教会设施仍能正常运作。但随着北伐的开展，非基运动与军事挂上钩，教会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受创。

在其他教会的传教士纷纷减少的时候，安息日会面对眼前的艰难、反对的声浪、更加坚定了了自己对末世的理解。教会的末世神学相信，在基督复临之前，必有大艰难。而此时中国出现的非基运动与战乱，似乎为这样的神学理解提供了现实的支持。故此，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非减反增。在此期间，参与布道与派报的，不再限于外国传教士，而是有国人的积极参与。

到1925年，在中国传道的外国宣教士已达125人，1926年，又有47名成人被派往中国，进入宣教的禾场。1927年，又28位传教士来到中国。1928年，34名新的传教士奔赴中国，与137名已在华的传教士一起，协手传扬末世的警告与三天使信息，以实际的行动，催促救主基督的荣耀复临！

据中国基督教年鉴记载，1924年，在中国的37个基督教派中，以外籍宣教士来看，安息日会位居18。到1929，安息日会外国传教士增至195人，排名升至第四位。到1937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212名，仍保持着位列第四位的势头。

1925年，米勒尔医生在上海虹桥创办上海卫生疗养院。疗养院声名鹤起、崭露头角。大批政府要员与财经巨子，纷纷前往就诊，一时成为风尚。宋美龄还在疗养院接受了一个手术。其他前来就医的大员有：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等人。米勒耳医生去世后，纪念他的悼文中上所出现的名单还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这些影响中国历史的关键性人物.

经宋美龄的推荐，东北少帅张学良与米勒耳相识，请他在满州里建一所医院。1931年，日本入占领满州里，少帅撒出。但医院继续运作。

与张学良将军的相知，很快就成为成就下一个十年间，安息日会疗养院蜚声全国打下的基础。

 

 

四、1930-1939 医疗与教育的突出发展的十年

 

▼4.1 医疗布道事工

 将三十年代教会医疗布道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是米勒耳为张少帅成功戒毒的事。米勒耳医生为少帅断毒瘾的过程，颇具传奇性，值得一录。

 三十年代张学良作为少帅，风流、非常风光。当时他和赵氏小姐正打得火热，两个人却犯了同一个毛病—吸上的鸦片，染上了毒瘾。话说少帅生不如死，很想把烟瘾戒掉，但没有什么好办法，找了国内很多医生都戒不了。1933年，作为张学良的顾问唐纳德（W.H.Donald，1874-1946）请求米勒耳医生为少帅治毒瘾。张少帅随后来到上海卫生疗养院。

亨瑞·米勒尔医生与少帅并不陌生。少帅要治病，米勒尔医生说：“好啊！你让我治病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你必须答应：第一个条件：你的卫队归我指挥。第二个条件：这两个星期我让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张学良为了治病，只好答应了。

我们在疗养院工作的都知道，一般疗养院有一个疗法“禁食”。米勒耳为少帅治病也从断食开始。一开始，少帅还比较配合，但到第三天的时候，张学良就受不了了，命令卫队长：“黄队长，把这个医生拉出去毙了！”但卫队长就对他说：“少帅，有言在先啊！这两个礼拜卫队不归您指挥，无法从命啊！”

两个星期后有了起色。这次治疗让他把毒瘾戒掉了。戒掉毒瘾后，张学良非常感激，象征性地支付了上海卫生疗养院的医疗费用，又给米勒耳医生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作为酬谢！米勒耳用这份厚礼创办了兰州疗养院。米勒耳与张学良成了终身的好朋友。左图为米勒耳与教友们使用张学良的座机赴兰州的照片，足见两人关系的密切。手中拿帽者为米勒尔医生。

1934年，张学良来武汉时，要求米勒耳在汉口建疗养院，并支付一万美元的头款。随后，有蒋总统与夫人分别付上十万与二万美元，帮助建汉口疗养院。同一年，蒋总统提倡 “新生活运动”，在生活方式上，应当也有受到安息日会的健康信息影响。

在《武汉地方志·社会志》上有这样的记载：“1935年，安息日会在武昌东湖创立武汉卫生疗养院(现为东湖客舍一所)，耗资25万银洋，其中10万银洋系张学良感谢该疗养院之创办人米勒耳（Ｈ.Ｗ.Ｍｉｌｌｅｒ）帮助他治病（戒绝鸦片）而捐助的。该教会医院规模、设备、技术在建国前的武汉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条记载为：“该会所办的东湖疗养院占地600余亩，建筑设备均为当时一流。1938年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蒋介石曾住此医院内，因该会有美国差会关系，屋顶遂刷有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                                                                                         

在武汉会战那艰苦的岁月里，东湖卫生疗养院既为蒋介石、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方振武等抗日军事领导人治疗疾病，也积极参与抢救被日寇飞机炸伤的中国老百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二万多难民在这里获得救济与医治，卫生疗养院的“鲍洋人”鲍因顿（Allen·R·Boynton）被称为武汉"辛德勒"。

值得一题的是，1946年11月6日，冯玉祥将军参观太平洋联合大学，由浸信会E.J. Wiliams牧师陪同。柏仁生（W. H. Branson, 1887-1961）介绍时指出，冯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好朋友与施主。

1937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第一时间请求米勒耳从中斡旋。米勒米医生婉拒，建议他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时，汉口疗养院的后期工程未完工，米勒耳请求以私人医生的身份，获得蒋总统特许，上庐山见被软禁在那里的少帅。当时少帅在大陆的资产被冻结，但美国与香港的资产未冻结。米勒耳医生又从张学良将军处获得一张二万美元的支票，可在在香港银行提现。这样，汉口疗养院得以竣工。

当时的米勒耳医生是中华大总会会长，声望显赫，成绩斐然。但事业上的成功让他放松了属灵生命的培养。1938年，米勒耳医生因不道德行为被解除教会职务、革除圣职，遣回美国。但上帝的救恩同样医治着这位在肉体上医治过无数病人的医生。1949年，米勒耳医生重返东亚，继续为教会效力。1950年代，他创办台湾安息日会医院，1956年因其杰出的贡献，获蒋总统亲授“景星勋章”。

4.2 教育事工的异军突起

二十世纪30年代，是安息日会教育事工蓬勃发展的时代。遵照预言之灵的教育蓝图，安息日会的教育机构着眼于灵、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教会在各地建立新的教育机构，教育事工发展迅猛。而位于桥头镇的中华三育研究社（Chinese Theological Seminary, 或简称“中三社”）,便是其中的一所，并获得过教育部的称赞。学校当初之所以采用“团”“社”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这样改名就属于民间社团教育，不属于正式学校。教育部就不能以学校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教育制度与内容，这样就可以保持了本会独具的三育教育体制。

与医疗事工一样，教育事工的成功，证实了预言之灵的正确指引，也坚固耐着美国本地教友对预言之灵的信念。然而，教育事工的发展中，并非没有遇到困难。然而，那眷顾信靠他的上帝，却一路护卫，引导他们闯过一道道难关。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不久，教育部发文，一方面在倡民各校宣扬三民主义的同时，禁止在任何在教育部体系内注册的学校里，设立宗教课程；另一方面，为表达对国父的尊重，各校师生均须向总理遗像鞠躬致敬。

桥头镇是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教育事工上的样版与典范。1931年，学校收到江苏省教育厅的来信，指称三育学校违背了教育部第524号与630号文件精神，仍在开设宗教课程，要求学校执行教育部文件，停止开设宗教课程；同时，也要向总理遗像致敬。如不服从，将予严惩。。依照学校的开办原则，实难从命。可若不从命，又可能面临关闭的危险。这道公函令使学校置于两难的境地。

学校的立场是难以从命，相信上帝必有解决的办法。通过上海卫生疗养院与中国高层建立起来的关系，在这危急关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李博（Denton Rebok，1897-1983）是当时中华三育研究社校长。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写信给时任中华总会会长的米勒耳医生。米勒耳收到李博的信的当天，正好有工业与农业部部长孔祥熙来上海卫生疗养院访问。离开时，孔部长问米勒耳医生，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米勒耳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孔祥熙提议将学校更名，从教育部转到工业部，这样就不必理会教育部门的文件与要求，而能继续办学了。

一切都是那样的巧合，让当时的教友们相信，这过程之中，的确有上帝圣手的带领。时至今日，每每想到这件事，仍不禁令人心头一震，感恩不止！

七十年后之后的2003年，笔者亦曾效法中华三育研究社的典范在中国办学。然而，学校的创办仅持续了四年的时间。四年之间，来自全国24个省份的三百名学生，来此学习，接受灵智体三方面的全面教育。先后亦有二十多位境外教友前来支援，一时传为佳话。但2008年奥运前夕，学校被勒令停办。后虽有三年的异地转战，但终不成续。终其原因，有政局的逼势、有冒进的冲动、有决策的失误、更有笔者个人的沉痛之错！那是一个无法抚平的伤痛、一段挥之不去的悔恨、一个难以挽回的遗憾、一个难以承受之重的损失！

然而，伤痛之下，仍有无限地感恩！四百多舍受训的学生，今天已在不同的地方，在职场、在教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当今中国的传道与事工上，有这当年来学校学习的那四百多位同学所写下一笔！

这是一段插话，就此止住。

学校转入孔祥熙主管的体系之后的1934年，教育部亦认定桥头镇的学校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校之一，成为全国许多学校纷纷效仿的榜样。民国政府要求安息日会提供教育人才，帮助政府办理学校。因于人才的紧缺，当时之势，只有孔保罗（Paul Quimby）被借调到I TSU SCHOOLS,作为军政大学的顾问。宋美龄更是亲自与孔校长谈话，鼓励与嘉奖他的工作。与蒋夫人与蒋总统的直接联系，亦让安息日会教育理念，得到更大程度地宣扬。如前文所述，1934年，蒋总统与夫人推行“新生活运动”，这其中的一些生活原则，应当就是受到了安息日会所推崇的健康原则的影响。

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健康与教育事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如日中天！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国无宁日，中三社停课，遣散师生，在“中华总会”的安排下，孔保罗社长离开桥头镇，委任中国教友代为管理。同年11月，部分中三社的师生离开了西山，几经辗转一路艰辛，来到了香港九龙沙田，继续上课。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占领香港，中三社师生员工落入铁蹄之下。日本鬼子要求机关、学校、商店都必须挂日本旗？中三社师生机智以对，拿一块尿布，在当中画一红圆饼，做成羞辱日本鬼子的旗帜。1942年春，得当时总会会长罗威牧师之指示,中三社迁渝松堡。在松堡的艰难岁月中，有王震辉博士任校长，呕心沥血，艰难度日，又培养一批批的人才，曾一度改为“三育神学院”。

抗战胜利后，在“全球总会”的努力下，拨款70万美元重建“中三社”，于1947年暑后开学。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三社”最终解散。如从1910年中三社前身“道医官话学校”算起，中三社经历了40个年头。

......

1939年还见证了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红十字会在河南郾城合作，救助万名受灾难民的慈善事工。

五、1940-1949 战火纷飞 宣教士与文字布道并进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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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末，米勒米医生的离去并没有使他与民国高层的关系中止。二十世纪40年代，中国陷入两场战争：先是抗日战争，后是全面内战。特别是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许多教派撒回了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安息日会的美国传教士有所减少，但也有新派人员的参加。而一些新的医生与传教士的来华，亦时得到当时民国政府高层的协助，使得他们来华的进程迅速顺利。这在处于二战时期来说，如同久旱的时雨。

此间值得特别一题是，是今天仍为许多国内教友熟悉的罗威牧师（Florence Longway, 1910-2008），时任出版部干事（1937-1945），他独自一个就翻译有多数著作。据杨健生博士介绍，罗威牧师翻译了26部之多！具体实情，有待确认。罗威牧师为中国教会预备属灵读物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2-1946年的战争与困难时期，罗威牧师任中华总会执行会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据罗威牧师传记所载（1974年出版），当时政府曾安排四辆卡车，帮助从湖南运送纸张到重庆，用于《时兆月报》与其他满载末世真理的出版物。1937年，安息日会的“时兆”日报发行量有七万份，非常大。在这里有一个图，这个叫耶稣复临安息日会的书馆。到l 9 4 8年，时兆月报发行数量为每月十万份。

当时时兆报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印刷馆，后来撤退到台湾的时候，时兆报馆也跟着撤退了。2010年到笔者第一次到台湾，来到台中的时兆大楼。大楼里边就有一张桌子，是当时时兆日报主编用的那张桌子。我坐在那张桌子前，真的是思绪万千啊！ 

安息日会所传的信息在当时中国的各个教派中间，我们来的比较晚，但发展的比较快，因为正好处于中国的战争时期——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都在打仗，大家想要一种安宁。1945-1949，内战。这段时间，中国战火纷纷，安息日的真理给大家带来一种内心的平安，很受欢迎。另外，基督福临解除世界的这些所有问题，也深入人心，所以在战争的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息满足了中国国人的要求，所以安息日会所传的这些道理，在当时发展很快，我们的教友人数当时到了两万多人。

在这段时间，上帝也在为中国的圣工预备人才。1937年，年轻的林大卫牧师在父亲的安排之下，经香港辗转美国，先后在太平洋联合学院与华盛顿神学院学习。1946年学成回国。开始预言之灵的电台广播，后任中国总会行政干事。

但同时，也有因为中华总会总的来说，还是差会性质，人事权与圣工计划等，都没有让多少中国同工参与。这应当是一种失策。当时有同工建议改变这种状况，但未能凑效。桥头镇迁渝松堡时期，在最艰难的形势下作校长的王震辉博士，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带着不平与愤满而离开了中国。这样的情绪，也在其他同工中有普遍反映。从五十多年之后的2008年郑邵荣老牧师所写的对中国境外教会机构的态度上，仍可看出当时的那种普通的不满态度所产生的长久效应。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到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因为教会和国民党的高层来往比较密切，也纷纷撤离了大陆。当时在建国之前，（49年前），大约五十年前后，教友人数约两万人。下面统计的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

1945年	教堂26间、教友22940名
1950年	小学112间、中学14间、大专1间、医院与疗养院15所、教师134名、传道人213名
1951年	教堂270间、教友21168名

 （1951年教堂有所增加，人数有所减少，因一部分人去了台湾。）

六、建国之后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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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中国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到1950年，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表为首的一批知名人士，发表宣言：要号召广大信徒，断绝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真正的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传、自养的原则，爱国爱教。随后，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同样中国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使得原来依靠美国教会提供津贴的中国教会陷入了经济的困境，大部分中国的教会的差会都是从欧洲来的，但是，以美国为主的就一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以前和蒋介石打仗，只不过是美式装备，没有和美国成为敌人。可是，朝鲜战争一爆发，中国就和美国在战场上成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求中国国民和美国切断关系。在与美国有关系的教会中，安息日教会就首当其中。因为其他的教会都是欧洲差派过来的，像卫理公会，是从英国来的，浸信会，是从挪威来的，路德会，是从德国来的，等等。安息日会纯粹、单一是从美国来的。

所以，在搞“三自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安息日会被选为样板，要和美国切断关系。1951年时，教会开诉控大会，要控诉帝国主义。在这个时候，他们通过一些关系，从内部瓦解了桥头镇的安息日会学校。就有严克群，任万涛，做了一些工作，把当时的会长，行政秘书，司库，统统取代。取而代之的是南详谦（主席），顾长声（行政秘书），程步云（委员），姜重光（委员），彭湘生（委员）。

1951年的6月9日，政府把各个基督教的领袖召集在一起开会，说：“明天要开第一个控诉大会，你们在这里写材料，写不好不让回家，就在政府里写。”6月9日的晚上，就把当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会长徐华牧师找到，让他也写一份材料。徐华牧师写一篇论文还可以，写一篇讲道稿也行，让他写控诉材料而且还规定，怎么规定呢？当时总会的会长柏仁生，他原来做过中华总会的会长，后来去了总会做了会长。徐华被告知说：“你要控诉他，他在做中国总会会长时，是如何剥削中国的印刷劳工的，你们这些书报员，印书的钱都被他剥削走了，控诉美帝国主义，你就直接控诉他。”

徐华牧师写了一份稿子，当时上海青年会的牧师，就把他的稿子一改。第二天，万人大会，徐华牧师就被推上台发言。照着那个稿子念，稿子怎么写的，他就怎么念，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的发言被对外广播电台广播，所以在美国的会长听到以后心里诧异：这是我们在中国扶持的牧师，怎么反过来打到我们头上来呢？他二天禁食祷告，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了，以至于中国教会的会长说出这样的话，完全不能理解，中国出事情了，为中国祷告！

当时也有人要控告林大卫牧师，说他有三大问题，就是批评进化论，批评共产主义，也是批评三自爱国运动。这材料是从上海公安局材料解密得到的。教会是没有这些资料的，我们要研究中国教会史，可能公安局的材料是最丰富的，就像罗马尼亚一样，在研究罗马尼亚共产党时期的教会史的时候，也是政府的材料，比教会的材料要丰富。

他们这几位没有了经费，也不再担任中华总会的职务之后，1953年开始由陈民牧师，林大卫牧师一起开始翻译怀著，借此来传播真理。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间，也得到当时一些年轻人的支持，在当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大三的焦洪志就主动地放弃了学习的机会，来帮助印刷。焦洪志除了帮助印刷以外，还帮助教会查经，肩负起了牧师的工作。

在1958年4月18日，林大卫牧师被捕，被判刑15年，送安徽劳改。同年，焦洪志在新婚三个月后也被拘捕，被判十二年，送青海劳改。

在这个时期，温州有个陈友石牧师，他公开为信仰辩护，政府让他唾弃安息日会的信仰，他坚决反对，公开反抗。他的反抗反过来鼓励了一大批信徒。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在1949年教友人数1049位，到了1956年，人数增加到2000位，是因为有一位勇敢的牧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仰，宁可被抓被打。妥协的时候教会就会滑坡，为了耶稣真道流血牺牲的时候，教会就会增长。

当时西安的崔景文长老不仅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在属灵上也对教友扶持，所以当时还有一批比较坚定地教友，这是解放后50年代初期的一些情形。

很快地，中国开始大跃进，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反右等等这些运动。运动逐步升级，接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宗教完全被禁锢。1958年，中华总会被撤销，到1988年上海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重新进沐恩堂，这中间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时间。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这个时候，中国闭关的时间大约是四十年。

从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就和国外没有联系了，真正有联系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这个与海外的隔绝，从一个意义上讲，他使我们和我们教会的家庭发生了隔绝，没有了主内的沟通，中国这个时候没有公开的传道。

秘密传道者的主要资料，是中华总会撒消之后所翻译的预言之灵著作。在这三十年里艰难的情况之下，油灯下刻印的预言之灵著作，是无声的传道！正可谓，此地无声胜有声！

我记得我刚加入教会的时候，还有手抄本《奋斗与勇敢》。我想有很多人都见过那种手抄本，油印的。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教友的人数增长到了三十万左右，在这三十年间，中国教会没有与外界联系，然而，她的根基是稳固的，所吹的是同样的号角，所传的是同样的信息。一样的福音，同样的警告。

从1940年代末，美国本土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萌芽。到1957年，当《教义问答》（”Questions on Doctrines”）一书出版发行之时，本会在神学立场与观点上的裂痕就公开化了。但奇妙的上帝，却在这之前的几年，就把中国的大门关闭，使在生根建造期间的中国教会未受到外来的或好或坏的影响。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上帝通过这种非常地方式，一方面炼净着中国的教会，另一方面，也为保存教会信仰的纯正性。

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是单纯地界定在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导之上。上帝将中国的大门关闭三十年，也就以一种有力有效的方式，将新神学进入中国的通路遏制了三十年！

我们在这三十年全国的教会普遍开展，所以这三十年是中国教会最重要的时期，也就意味着中国建立了一个基本盘，以后才会有九十年代教会非常复兴。

这三十年，是中国教会走过以弗所教会经历的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中国教会经历士每拿教会经历的三十年！

亲爱的读者啊，请我们一起大声向他们致敬：“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11）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14：13）

 

七、现状与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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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也许并不太准确。当时教会能够复兴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的：第一，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和特别经历过文革时期的老一辈传道人，他们被压抑的那种热诚，突然可以更自由的发挥了。他们的确也发挥了极大地作用，所以在九十年代初，福音广传。我是1994年进入教会的，当时就碰到东北教会的兰永生，王长胜，李艳荣等这些人，他们讲的故事都是一年受洗两千、四千、五千人，非常的火热。上海沐恩堂有星期二的查经，星期三晚上的祷告，星期四的青年聚会，星期五的夕阳会，星期六的全天聚会。大家对研究《但以理与启示录》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三天使信息深入人心，预言之灵的著作，爱不释手。大家传福音的热情高涨，教会政治相对简单。

老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信仰基础好，爱主，爱教会。但他们却缺乏，或者说不在乎那些所谓的“政治的智慧”，也缺乏或不在意那些所谓的“世俗的智慧”。他们带进来一批人，就是新一代，在过去的二十年前进入教会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也是爱主爱教会，他们有信仰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局限，使他们缺乏比较系统的训练。他们生长在那个斗争的年代，耳濡目染的都是斗争的场面。无形中，也生出了许多的政治智慧和世俗智慧。今天中国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那个时代过来了。

老一辈给教会带来的美好的信仰。对于他们的信仰，借用古人的话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瞬！”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们，他们非常的坚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二十一世纪，老一辈纷纷谢世。上帝赐给他们的宝贵的属灵的遗产，有的传给了后人，有的没能传下来。之所以，有些没能传下来，错不在老一辈。我们这个人那，是很挑剔的，我听说餐馆很少有开到两年的，因为两年后大家都吃烦了，不喜欢他们的风味了，就要再换一家。

新生的教会主力军，他们的重点放在如何让教会生存，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让教会能够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信仰的传道上面就显得精力不足。他们要日理万机，既要处理国内的事务，也要和海外的教会取得联系。事情一多，精力分散，所以研读圣经的机会就少了，直接影响了一些人在真道上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出现了新的情况。不同的声音就逐步的跟着中国门户的开放而潜入了中国。一部分是从中国内部兴起的，而另一部分则是从中国外部传进来的。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的某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一位安息日会传道人出狱，以极大的热情为主传道。只不过，他所传的道，是在监狱里从一个弟兄会的传道人那里学来的。这应当可追溯为就是那个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新派的开始。

但它毕竟是从弟兄会那里得来的，说出来不太好听。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传媒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教会有了比之前更快的速度，接触到国外的信息，了解国外教会的走向。这时，一位叫做范登牧师（Morris Venden, 1932-2013）的道，传进了中国。

范登是美国安息日会知名的牧师，虽然他持守着安息日，但在因信称义等观点上，与上面所说的弟兄会的信仰非常接近。但有了本会名牧招牌罩着，这种新的神学思想，就以飞快的速度传开。一时之间，美国的范登，也成了那个地区的最主要的精神领袖。中国的新派神学就这样正式立稳。也借着这个地方的经济好过其他教会，也有能力对外推广。所以中国新派的这种新的观点借着范登和已有的新派的声音，就这样对外传开了。所谓的老派与新派，正式形成。

世纪之交的时候，建国以来的中国安息日会第三梯队开始学成归来。他们之间，有些是在国内的神学院毕业的；有些是负笈海外，在国外的本会大学毕业归国的。他们有文化、见过一些世面，眼界开阔。因为年轻，敏于接受新生事物；因为年轻，又对教会充满着激情与梦想。然而，也因为年轻，在经验的老道与真道的沉稳上，尚有改进的空间。

他们就像清末那些留学生一样，因急于找到强国求国的道路，把国外的东西一一地引了进来。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1921），在强国梦的驱使之下翻译了当时最为流行的《天演论》，将进化论引进中土，倡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了晚年之后，才看到早年的冲动是那样的失据，重组孔学会。但进化论已传开，严复悔之已晚。

二十一世纪初，本会美国多产作家乔治·赖特（George Knight, 1941-）的《我曾完全》，被译成中文，为后来赖特的神学在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今之势，赖特的书在本会书店的发行量是很大的，他的神学传到中国也算是情理之中。进入21世纪，在中国新派神学的路上，赖特取代范登。可以预料，将来还会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立场与观点的流行作者的书，被介绍到中国来。

然而，这不是全貌。当喝过一些洋墨水的海归们忙于翻译与引进赖特们的新思维的时候，一些本土的翻译者则在默默无闻地翻译着怀爱伦的著作。师承林大卫牧师的浙江温州的吴涤申教授，多年来坚持翻译怀著，成绩斐然。李少波、严炜等一批年轻人也纷纷加入其行列。前文提到的笔者所办的学校的一些师生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一面翻译预言之灵的研究书籍，一面翻译《奇妙真相》的资料。笔者翻译了《诠解人生真谛的27把钥匙》，笔者的一位学生翻译了大量的《奇妙真相》的讲道文章与视频。只上过六个月圣经培训班，却没有上过一天神学院，没有踏进过大学门槛、自然也没有什么大学文凭的道格·巴契勒牧师（Doug Batchelor），用纯正的信息，在中国为上帝发声。

我们不是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我们并不反对真正新的观点与认识，因为知道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深入与进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离开稳固的信仰根基与柱石，另辟溪径的所谓进步的观点。我们需要在“进步”与“进化”之间作出分别。“进步”是在原有基础上深入；而“进化”，照进化论的说法，是从一个物种演变在另一个物种。我们反对的是进化，而不是真正的进步与深入的探讨。

新的观点不断地在中国纷纷登场，而且我们会注意到一个新的情况。到了二十一世纪后，有些人就开始不能总是跟着人家跑，到了自创宗派的时候。从前佛教传到中国来也是这样。佛教传到中国来，开始中国人是翻译佛经。到后来，也不满足于仅翻译人家的东西，开始自己开宗立派。“禅宗”出现了。在中国也有一些教派，他们不满足总是跟着美国传来的新派思想，干脆自己也来开宗立派。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新新派”。

其实，学派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跟谁学习，就有谁的影子。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研究的方法和进路，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学派。但是宗派是不需要的。我曾经和中国有一个教会比较有影响的信徒有一个谈话，他是美丽洲教会的负责人。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说：“中国，缺的是教会的领袖，中国不缺宗派领袖。”我们会搞小圈子，在这方面太在行了。我们从文革到现在，都是小圈子，很会弄这一套。我们应该允许有学派的存在，但不应鼓励再创一个宗派。

中国的这些新派神学思想，说到底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不过是开宗教改革的倒车。所谓的新新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回到五百年前加尔文神学；而新派则是与百年来的福音派神学搅到一起。都是开倒车，一点也不新。但一些教会内的朋友们认为它是新的，并加以推广。其实在礼拜天的教会都是旧的。他们是在往回走。

今天的客观现实是，老一辈纷纷辞世，在主里静候复临。他们的接棒者，又多为半路出家。新科主子们脑子里的知识不少，其中不乏与传统根基不和谐的知识；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又缺乏了解，对教会的感情，还有待时间与经历来深化。我们拿什么来奉献给我们的国人、同胞？

神学教育进入了大家的眼帘！不错，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的神学教育进入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都希望在这上面做出一些贡献。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的现象！有来中国开神学院的，也有一些到国外去学习。这样就给中国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模糊的视角和紊乱的信息同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有时也难免会让人更加地应接不暇、扑朔迷离。可以预料，随着更多的教友出国学习，更多的境外友人来中国举办培训，中国教会在知识上，将会有长足的进步。但也不能不看到，也将会有更多的不同于复临信仰根基与柱石的新的神学思潮会被引进到中国。

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如何回到上一讲我们所提到的教会信仰的根基，就成为我们目前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在此，我们通过回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的圣工发展，不由得不注意到，从1902年传教士来华，到二十年代的健康医疗事工的发展壮大、三十年代的教育事工的火热兴旺，四十年代的战乱蜂火坚定地传扬三天使警告与很快就要基督复临的信息、到五十年代起闭关到八十年的三十年，预言之灵的著作一直是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信仰的坚实根基与指引。是预言之灵的著作帮助传教士与中国的教友将信仰稳固地建立在圣经的磐石之上！教会的每一次奋兴发展，都与预言之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只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当人们对预言之灵著作逐渐冷淡时，不同的声音来慢慢进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对预言之灵越来越远的时候，不同于复临传统信仰的声音来越来越强，教会的信仰也越来越混乱。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需要回归复临信仰的根基与柱石！

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通过很短的这点时间来看中国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主啊！求主你的圣灵能够 膏我们，使我们心中能有真理的种子扎下根，也赐给我们一颗爱真理，爱教会的心，使我们真正能成为主所需要的传道人。我们求主这几天继续带领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