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

林大卫

 

 我出生于1917年，是林葆恒的次子。当时，他在菲律宾马尼拉担任中国副领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

 我的母亲潘承昆，在她的童年时期曾在江苏苏州的一所基督教学校就读。一位美国传教士皮尔小姐教她祷告，这个习惯她多年来一直忽视，直到她结婚并生下我和我哥哥保罗之后。婚姻生活的困境驱使她跪地祷告。有一天我发高烧，被紧急送往医院。我担心的母亲跪下祷告，向上帝许下诺言，如果祂医治我，她会把我培养成一个传道人。在医生做出诊断之前，我立即康复。从那天起，母亲就一直灌输给我，我属于上帝，并将成为一名传道人。

 1919年，我父亲被调任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担任中国领事。母亲、保罗和我于1921年加入他，从1922年到1925年，我们都在麦基学校上学，并在该市的浸信会教堂做礼拜。

 1925年，我们回到上海，然后去了爪哇的泗水，那里父亲继续担任中国领事。保罗和我在那里上了一所由一位英国女士经营的私立学校，学会了说马来语，也学会了像爪哇的孩子一样赤脚行走。

 1927年，当蒋介石上台时，父亲失去了在破产的北京政权下的官职，我们搬回了上海。保罗和我在英租界的一所由英国校长管理的学校上学，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唱《友谊地久天长》和《圣诞欢乐颂》。

 1930年，我们搬到北京，保罗和我在北京美国学校上学。我从六年级开始，由校长摩尔小姐教导。有一天，她让学生们说他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当我说我要成为一名传道人时，大家都很惊讶，从那以后，我被视为一个奇怪的家伙。

 在星期天，母亲带我们去卫理公会教堂，我们和弗雷德·派克牧师和他的妻子结交了朋友，他们的孩子詹姆斯、路易丝和鲁思是我的同学。1932年，父亲调到汉口，在国内税务局工作，母亲随他而去，我留在派克家。在汉口没有卫理公会教堂，所以母亲参观了城里的不同教堂。一天，一位七日安息日传教士来募捐，父亲购买了一份订阅，并与他用英语交谈。此后，一位圣经工作者邓福恩来拜访我们，并邀请母亲参加汉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她被教堂成员朗诵十诫的场景所打动。她回想起一个情景：她的姐夫——一个律师，质问她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规则，当她说基督徒按照十诫生活时，他问她：“是哪十条？”她竭力回忆，但她只能重复九条戒律。那位亲戚微笑着说：“你已经做了十年的基督徒，连《十诫》都背不全！”母亲感到惭愧。现在，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十诫的强调，使她相信他们教导的是真理。

暑假期间，我去汉口与父母在一起，母亲向我解释了安息日的教义。当我回到北京时，派克家得知我新的信仰后，试图劝我放弃。同时，阿比·邓恩写信给北京的另一位圣经工作者露西·安德鲁斯小姐，她来到我的学校，介绍了自己，并邀请我与她一起研读圣经。于是，一场较量开始了，坚持还是放弃守七日安息日，使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1934年，母亲回到北京，我们一起去参加七日安息日教堂的聚会。

1935年我高中毕业时，保罗正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附近的帕克学院学习。有一天他在骑摩托车时，发生了事故身亡。这使我成为我们家中唯一的儿子。亲戚们试图劝我放弃神学的学习意愿，称我应该追求一个更有利可图的职业，以承担未来家庭的经济负担，因为中国的传道人薪酬很低。

主安排我去桥头镇的中华三育研究社——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办的大专学院，我主修圣经。在那里，我是唯一一个自己支付学费的神学生。我的所有同学都是通过奖学金获得资助，以鼓励年轻人接受神学培训。任何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都会选择医学、商务或普通课程。只有那些无法负担教育费用的学生，才申请神学奖学金。在这方面，我又成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937年8月，中日战争爆发时，学校关闭了。我去了香港，在那里我从父母处得到了资助，以便我能够乘船前往太平洋联合学院，并继续学习神学。在那漫长的战争年月里，我的父母安全地居住在兰州这个从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西北城市。然而，兰州在一次大规模空袭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父母居住的房屋周围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但他们那座孤零零的房屋，在废墟中仍然屹立不倒，成为上帝慈爱的见证。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夏天，在旧金山唐人街进行推销工作。其他时间，我在学院的餐厅、机械车间、装订部或者在森林里砍柴工作，以自己的方式支付学费，四年后顺利毕业。1941年毕业后，我在塔科马公园的第七日安息日复临会神学院继续学习。在空闲时间，我也通过推销工作维持生计。冬天，我在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做推销员。

 我开始着手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希伯来书3:13中的"今日"与希伯来书4:9中的"安息日"的关系。直到1946年我才完成论文并获得学位。为了熟悉犹太礼拜中诗篇95篇（其中包含"今日"）的使用，我参加了一座犹太教堂的礼拜仪式，并与其拉比交上了朋友。1942年秋季，我被聘请到太平洋联合学院教授中文。1943年，我辞职去了檀香山，作为一名推销员度过了一年。我创下了一些销售记录，给一家日本家庭进行圣经学习，并使他们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

在1944年，我被召唤到“预言之声”（Voice of Prophecy），负责准备中文圣经函授课程。由于没有中文活字印刷设备，我亲手印刷课程，并通过胶印方式进行复制。和平恢复后，我于1946年12月与一批传教士一起回到上海，并与李嗣贵一起在中国部的广播部门工作。到了1948年，中国的内战局势对共产党有利，上海的解放即将到来。到了12月，我们大部分传教士已经撤离到了香港，在那里建立了临时的中国部总部。广播部转移到广州，运作了六个月，然后于1949年6月转移到香港。我被任命为《时兆》（Signs of the Times）香港版的编辑。到了1949年12月，中国部的临时办公室将所有职责移交给了上海的中国工作人员，我作为中国部秘书回到了上海。徐华担任中国部主席，李承璋担任财务主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以联合国旗帜下作战的美国士兵进入朝鲜北部，中国志愿军越过边境将他们逐出。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受命巡逻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任何企图。中国和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由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传教机构是一个美国组织，其资产在1950年12月被冻结，最终，它完全解体了。我们工作人员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占上风，部门的官员被更合适的人替代。那是在1951年12月。

从1952年到1954年，我们一些退伍的人聚在一起，靠制作计算尺为生。同时，我们翻译了《历代愿望》，《善恶大斗争系列》的其他卷册最终也被翻译完成。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的一群年轻人制作了这些书的油印本，并进行了分发。

1955年，我放弃了制作计算尺的生计，开始编写一本关于X射线机器维修的书，并撰写了《x光机的保养与维修》。1958年4月，我因反革命罪被捕，1960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我被派往一个水利工程项目，我推着独轮车，操作动力绞车，先后担任X射线技术员、发电厂开关操作员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电工。在这些年里，我得到了人道的对待，有时我能够安排我的工作，以便相对地守安息日。我的孩子们多次来看望我，有一次我在护城河中给我儿子德泉施洗。有人说我在监狱里给一些人施洗，那是不真实的。当时只能告诉别人真理。1991年3月28日，我被完全平反。

回顾过去，我赞美上帝在一切事情上的神圣保护，使一切对所有人都有益。首先，这些经历的岁月，揭示了我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强调了我克服它们的需要。我可以诚实地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其次，那位从起初就看到终局的上帝，将我置于“冷藏”状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危险的岁月。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疯狂，一个劳改营的狱卒观察到我就像在“防空洞”里一样。

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上帝曾保护我免遭实质性的灾难。因为在1966年，政治风暴袭击了我们的家庭。我父亲于1959年去世，我母亲、妻子、儿子和四个女儿留下来经受风暴的考验。如果主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没有奇迹般地保护他们，他们就无法安然度过。

这场骚乱是青年人组织成立“红卫兵”开始的，他们要保护毛主席不受“资产阶级分子”的威胁。据说这些人威胁着社会主义制度，基督徒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由于我们的大女儿弗洛拉在学校因守安息日而给学校带来很多麻烦，当红卫兵对资产阶级发起全城攻击时，我们的家是第一个遭受攻击的。在那些骚乱的岁月里，我们的家被搜查了六次。他们特意选择在安息日来，带着他们的战鼓，我所有的书都堆在我们的巷子里，被焚烧了。有个声音告诉我母亲，去天津的姑姑家住。她已经72岁了，所以主安排了一个年轻的侄女陪伴她，她在天津逗留了足够长的时间，度过了最危险的几个月。期间我的妻子克拉拉被殴打，她的头发被剪掉，被迫站在街头，成为众人的眼中钉。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书 10:13）以这些话为准，就道德的毅力而言，我妻子在上帝的评价中是最高的，因为祂容许她经历最艰难的试炼。虽然她曾一度犹豫，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但凭借着祂的恩典，最终她战胜了困难。至于我和母亲，上帝看到我们可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把我们放在了庇护之下。

另一个支持我妻子得高分的事实是，在上帝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将五个孩子都培养在主的教养中。他们在上学期间都守安息日，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各种工作中，继续保持守安息日。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事实，正是通过上帝的恩典，他们才能成功地见证了祂。

当我们最小的女儿安吉丽娜被一组小学教师盘问时，他们问她："是谁教你守安息日？"

"是圣经。"她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你只读圣经，不读卡尔·马克思吗？"

"我读圣经，也读卡尔·马克思。"

安吉丽娜回答说，"我会去实践什么是对的。"

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来说，那样的回答是不寻常的。我们相信这样明智的回答，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圣灵赐予她的。然而，最终结果是，如果她的母亲没有教导她去爱主和谨守安息日，圣灵就不会在关键时刻与她同在。我的神学教师M.L.安菊生教授曾经说过，当我们将自己献给主的时候，祂会确保我们找到合适的生活伴侣。多年的试炼和考验已经证明了这些话的真理。上帝决定将我从家人身边带走，让妻子承担教育孩子的重任，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抚养孩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妻子叶迟生也有她的失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伊娃，火爆的脾气成为了真正的挑战。克拉拉尝试了打的方式，但情况变得更糟。伊娃感觉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比家好，于是报名参加了1969年实施的下放知识青年计划。那时所有学校已经关闭了三年，四处游荡的“红卫兵”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去“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对未受教育的青年的呼吁。伊娃抓住了这个逃离家庭的机会，弗洛拉和罗杰也屈服于政治压力，报名参加了下放计划；三人一起去了贵州的山区。生活很艰难，只有罗杰能在森林里砍木头，过上了相对体面的生活，并帮助姐妹们度过了八年的沉闷时光。

他们回到上海后，我和克拉拉一样，无法适应伊娃的脾气。她的行为考验了我的耐心，我意识到自己在各种情况下，都无法像基督一样。但上帝没有抛弃伊娃，她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忠实地遵守安息日，放弃了全勤工人的奖金，这意味着她的薪水大幅减少。管理层看到她真心实意，安排她在五天内完成每周的任务量，如果她能提高生产力。主赐予她双手敏捷，因此她成为唯一一个每周工作五天获得全勤奖金的工人。结婚后，她敦促丈夫忠实奉献十分之一。在许多方面，她证明自己是心地诚实、对朋友慷慨，并且对上帝的爱有回应。上帝对她比她的父母更加耐心。

在那些艰难岁月里，我的家庭在经济上过得如何？上帝安排一个富有的姑姑，提供我们大部分的需求。她在离开中国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时，将她的资金托付给了我的母亲，并要求她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和亲人。她后来在美国去世了。除了一笔存款账户外，她还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存放了一些金条和银币。实际上，主才是真正的保管人，因为当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上台并洗劫了银行保险箱里的所有箱子时，装有姑姑贵重物品的那个保险箱，竟然完好无损。等到“四人帮”失势后，我们打开保险箱，银行职员对这个保险箱奇迹般的保存感到惊讶。在与外界恢复交流之后，母亲通知美国的侄子们，要求领取他们作为合法继承人的资产。在那之前，他们从未知道这些资金是托付给我母亲的。

在我任期结束后，我从国营农场调到了安徽淮南的一家煤矿公司翻译技术文献。在那里工作了五年，获得了正常的工资并享受安息日的特权。现在退休后，我领取养老金，住在上海，担任沐恩堂的一位牧师。

回顾过去，我最宝贵的回忆，是母亲的祷告生活的榜样。正是她的祷告，使我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上帝。在那之后，当她在北京时，她花时间在门廊上祷告和歌颂上帝。有一天，我的姑姑邀请她去看电影，母亲婉拒了，因为她在祷告中感到，电影中的场景是罪恶的。从那以后，她的榜样也教导了我要在祷告和赞美中，与上帝保持亲近。是的，随着末日的临近，我们都需要更加热切地祷告。

上帝希望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完成我的任务。以诺跪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同行；雅各也跪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和人争战；而人子也是跪在上帝面前，战胜了世界，在祷告的园中得胜。如果我们要接受“晚雨”，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热切地祷告。

教我得胜的上帝的秘诀：

教我得胜于人的秘诀；

教我得胜于世界的秘诀，

热切、有效的祷告。

很多人关心中国的上帝事工，担心宗教自由的问题。他们需要将注意力转向上帝子民今天最大的需求——克服吞噬他们的世俗洪流。而这种危险在那些吹嘘自己“自由”的国家中最为真实，其中自由犯罪已经成为一种瘟疫，甚至感染了基督教机构。

“不知不觉中，教会屈服于时代的精神，并将其崇拜形式调整为现代要求......所有能够使宗教吸引人的事物，教会现在都将其作为自己的工具。”《善恶之争》第386页

一位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曾经评论说，中国的电视节目比美国的更为体面。这归功于中国当局对高社会标准的追求。进口的电视节目和电影，经过一个委员会的筛选，剪掉了猥亵和暴力。想想看，一个共产党政府拒绝了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污秽。

我们伟大的目标，必须是拥有并高举基督。祂应许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祂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以赛亚书60:2）。被钉死的基督的威严，将使人领悟到，上帝实际上将住在一个完全奉献给祂的人身上。基督曾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今天，当上帝住在人里面时，人因着祂的同在而得荣耀，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荣耀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