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第二章 研究但以理的基本问题
一、作者与成书年代
关于但以理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说法。教会传统的看法是，但以理书的作者即先知但以理本人，大致成书于公元前536年左右。但从十九世纪以来，一些批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但以理书为两位作者所写。批评学界的共识是但以理书的最后成书，应不在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的宗教迫害之前。因此，认为成书应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
一）传统早期说
尼布甲尼撒在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605-562年。这也是新巴比伦王朝的鼎盛时期。尼布甲尼撒的父亲曾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已属第二代，正是他把巴比伦推到了鼎盛！但以理书所写的，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但以理书第五章写到了伯沙撒王在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548-539年（或公元前553-539年），故早期说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
那么，有什么证据支持早期的说法，而且认定但以理就是本书的作者呢？我们从内证与外证两方面来证明这一点。
（一）但以理书的内证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寻找内证。
在但以理书前六章，但以理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比如但1: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
可是，到第7章，口气就变了。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出现。比如：但7:15节说得就更加明白，“至于我但以理”。但7:28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可见，他直接宣称，这就是“我”说的。参但7:1-2，15、18；8:1-2；9:1-2；10:1-3；12:5、8。
事实上，在但以理书的后六章，作者一直自称自己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是我亲自写下来的。如但12:5、8节，就是以这种身份和口吻来写的。
或问：为什么在人称上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前面的六章记载的不只是但以理一个人的事，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以及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伯沙撒王、大利乌……之间的记录。
另有一种解释，前面的六章可能是他的朋友写的，但是经过但以理的修改。这是妥协的一种说法。
我们比较认同的看法，本书就是但以理自己写的。可能这些内容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因为有些事是在当时发生的，而有些事是在以后发生的。比如，我们所看到的，但8章与9章之间相隔10年之久。
因此，我们认为，《但以理书》很可能是但以理晚年时的回忆录。在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但以理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汇总到一起的。
但以理对于当时巴比伦王怀柔犹太四个被掳青年的做法描写得非常仔细。比如说，在但1章中，尼布甲尼撒王很像中国的康熙皇帝，采用怀柔的政策。他把希伯来人俘掳过来以后，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十分聪明的人，来训导他们，而且把自己用的饭菜，也赐给他们吃。这就把他亲善俘虏的形像表现出来了。
按照常理，对待敌国的一个原则，不但把敌国铲平了，还要把它的历史涂抹掉。但事实上，这里我们看到，尼王有他很亲善的一面——怀柔的政策。他这样做，一方面想同化这些被掳来的犹大人，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犹大人很聪明。所以，他还希望藉助他们来帮助稳定国家大局。
另外，在但2章有关金像异梦的解释中，如果但以理不是身临其境，恐怕他也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
事实上，因为他曾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在这些相关的事件上，他可以描写得很仔细。
2）乐器和官职的描写
但3章记载了巴比伦时代各种各样的宫廷乐器和官职。若非作者曾亲历目睹或非常熟悉，他就不可能对此描述得非常细致入微。若不是身临其境，也许就写不出这么仔细。或者说很容易搞混淆，甚至写错。细节性的描述，提供了一些内在的证据，表明但以理当时的确经历了这些事情。
3）宫廷宴席
但5章对宫廷豪门盛宴的描写也是非常细致。其中记述了一千人拿着盛酒的器皿纵饮狂欢的浩大场面，就把宫廷中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的气派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据后来的历史考证：伯沙撒当时是个摄政王，他的父亲在另一个叫德玛的地方纵情逸乐，不爱江山爱美人，就把江山交给儿子管理。后来听说大利乌攻占了巴比伦，他竟然傻乎乎地回到巴比伦京城，结果他也被俘。
这里，但以理描写他因解读了墙上的文字，成了“国中第三”。以前那些批评学者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位伯沙撒王，也没有伯沙撒其人。但后来的考古证实历史上确有其人。当时伯沙撒的父亲仍旧为王，他是摄政王，就是国中第二。因此，当他答应封赏但以理高官厚爵时，只能是“国中第三”。
这一细节，只有当朝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旁证！可惜历史学家没有记载此事。
但8:2节提到，但以理看到异像的时候，他是在以拦省的书珊城。当巴比伦亡国后，“以拦省”就不存在了。至于书珊城，以后在波斯帝国时期，也被改名了。这是当朝人的说法，若是后世的人写的，那么在地名的使用上，可能就不会用这个地名了。因此，通过但以理对当时地名的记录，说明他一定是当朝代的人。否则，他就会搞不清楚这些名字。
以上都是一些早期说的内证。
（二）早期说的外证
以西结和但以理不是同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西结是在但以理之后，即第二次被掳的。这是一个证据。
结14:20节又重述了同样的说法：“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
这里以西结先知不仅提到了但以理，而且他还把但以理和挪亚、约伯排在一起。挪亚和约伯都是上帝所嘉许的圣书中的先祖，并且上帝称他们是义人，甚至于说约伯在我面前是一个完全人。在这里把但以理也排在其中，足以证明他非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特别蒙上帝看重的人。这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了。（另参结28:3节）
所以，耶稣也向我们见证了《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先知但以理！既然耶稣肯定了但以理书及其作者，我们就应当相信他说的话是正确的。
再退一步讲，就算有一些人会说，耶稣讲这些话只不过是迎合当时的说法。但我们从四福音书中发现，对于传统上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耶稣总是给予揭露并予以纠正的，他不可能去迎合一个错误的观点！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们承认新约圣书都是受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那么我们不妨试想一下，这些新约圣书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若误将但以理当成该书的作者，那么，必会受到圣灵的更正。事实上，所传来下的福音书就是这样认定但以理是该书的作者。
然而，尽管犹太人很尊重但以理，但有人因为在犹太人的旧约经卷的分类中，没有把《但以理书》归到先知书类，而是放到一般的圣书中，于是，这又引起了批评学者们的疑问。
二）晚期说
（一）历史上的晚期说
第一个提出但以理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写成的，是生活在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哲学哲学家波腓烈率（Porphyry）。他是继承和发扬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认为，“上帝”是一个非人格的神明，他创造了天地以后，就不闻不问了，不再介入人间的事。既然认为上帝不再介入这世界上的事，而《但以理书》中却记载了许多有关上帝介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
波腓烈率在大约四十岁时，写了题为《论反对基督徒》（Against the Christians）十五卷。原稿已散佚，但部分对但以理书的攻击，被保存在耶柔米所著但以理注释里。他认为但以理一书不是公元前六世纪所著，而是在安条克（Antiochus Epiphanes）时代，住在犹太（Judaea）的某个人写的。他认为但以理书中对安条克的预言太精确，只可能是历史，而不可能是预言。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神迹和预言。
当时，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对他提出的这种错误观点表示强烈地反对，甚至把他所写的著作全部焚烧。他的错误观点后来之所以又死灰复燃，是因为有人引用了他所著之书中的只言片语。尤其在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他的错误观点又被批评学者拿来批判圣书和基督教信仰了。
阿科斯塔（Uriel Acosta，1590-1647)，是一位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但以理书是伪作，目的是为了支持身体复活的教义。1727年，英国自然神论者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在他所著的”Scheme of Literal Prophecy Considered”一书的附录中，对预言进行攻击。但最早且较有系统地对但以理书发起攻击，来自Leonhard Bertholdt在1806-1808期间出版的两卷《但以理书》。
近代学者Gustav Hoelscher认为，但以理书的真正编撰者，生活在马喀比时代，此人写了但8-12章。而先前的五个叙事故事，其背景明显在马喀比时代之前。因此，此人便把这五个叙事与他自己写的五章放在一起，在其中插入第七章，并加上了第一章为绪言，这们就有了我们今天的但以理书。他认为全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章，亚兰语，公元三世纪；
第二阶段：扩大的1-7章，亚兰语，公元三世纪；
第三阶段：扩展到1-12章，马喀比时代。
（二）支持晚期说的外证与回应
但我们认为，这个外证不充分，不足以说明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但以理不象摩西、以西结、耶利米等有着直接蒙上帝呼召的经历。事实上，他是在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术士都要被杀，而他自己也在被杀之列，处于性命难保的危急之时，仍凭着信心，恳切祷告，从上帝那儿获得启示，然后出来向王解梦，终于化险为夷，保全性命。
可见，他的工作并不象其他先知那样十分明确。因此，难怪犹太人没有把他看成先知，这是可能的原因！
其次，本书中没有出现“耶和华如此说……”之类的话。
他所见到的异像或异梦都是天使帮他解释的，没有“耶和华的灵”或“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放在先知之列。
而且，本书涉及到宫廷政治。犹太人对于宫廷政治，尤其是外国人的政治，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但以理书》放到先知书里。
另外，有一本书中作了这样的猜测：自从犹太国失去国家主权以后，犹太人始终在做他们的复国梦。特别是在“马喀比事件”以后，这种复国梦尤为强烈！但每一次造反，都遭血腥镇压。
后来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名叫约瑟夫。他虽是犹太人，但他基本上是站在外邦罗马人的立场上着史的。他曾奉劝犹太人不要闹革命，不要期望复国，免得自寻死路。可见，他所写的书比较偏向于征服者。
而犹太人当时可能看到《但以理书》中所写的国家是很明确的，都是用“兽”一类的象征物表示的，深怕引起犹太人的复国情绪。因此，有人干脆就把它放在普通圣卷里，而不放在“先知书”中，因为“先知书”意味着是上帝赐下的直接指示，应该照着去实行。于是，就有了这种说法。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找到其它更好的理由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但以理书》被放在何处，其本身并不影响但以理就是一位先知！如前所述，有一个最大的外证，就是耶稣承认但以理是先知。而但以理自己也表明了他是这卷书的作者。然而，这一外证，对这些持不信立场的批评学者们，不具权威性。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与比但以理稍晚的先知以西结，就三次提到但以理（结14:14，20；28:3）。但是，批评学者却认为，以西结所说的但以理，是Ugarit族神话中的但以理。在他们看来，犹太作者有惯于借用外族神话或名字的习惯。
他们甚至提出：根据圣书记载，挪亚、约伯都是很早时代的人。而《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已经是距离挪亚、约伯很长历史时期的人物了。以西结不可能把不是同时代的人排列在一起。
所以，他们认为，以西结引用的但以理根本就不是《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而是另外一个比《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早800年的但以理。
事实上，即使《但以理书》未被后来的作者引用，也并不表明它成书晚！譬如：《以赛亚书》也是成书很早的，但在当时并没有被人所引用，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才被引用。而《以赛亚书》作为先知书的地位，在犹太人中是没有被怀疑的。
（三）晚期说的内证
另外，批评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内证以支持晚期说。其中包括：启示性文体、启示性预言、语文问题、历史问题与一些神学问题。
批评学者们提出了几个解释，Bevan认为，原来整本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后来因其中一部分散佚，只好用亚兰文补上。另外一些人认为，原来是用亚兰文写的，希伯来文是翻译的结果。Rowley认为，2-6章本来就是在马喀比时代用亚兰文写的。稍后一点，作者又用亚兰文写了第七章。等他后来再写后面的异象时，发现希伯来文更好用，于是就用希伯来文写了，并且用希伯来文加上了第一章，作为引子。
关于这个问题，难以有一个满意的回答。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者选用了亚兰语来写外邦，而用希伯来语来写未来的上帝国度。另一种解释认为，作者在写到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时，开始用亚兰文（但2:4），接着一直用亚兰文写。当他再次提笔时（但8:1），就恢复使用希伯来文。而且后业编辑时，因认为当时代的人都明白两种语言，也就没有在文字上进一步统一了。
但4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得了这样的怪病，但批评学者们认为：
- 史书上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医学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即使这个说法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病症，但从医学上认为，这样的病症是不可能复原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批评意见。
- 根据但4章记载，尼王虽患有这样的一种病，但后来不仅奇迹般地恢复了，并且又回到了他的王位。这在批评学者看来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但以理所记载的，是一种心理病(boanthropy)，患这种病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头牛，但这种病例的记载不多，但也并非绝迹。而且，在公元三世纪，有一位名叫 Berossus的祭司，保存了相传尼王晚年患病的记载。一百年之后，一位名叫Abydenus的作者，也附和这种说法。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有类似记载。
这样看来，希伯来人把巴比伦国出现的这种情形记下来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而且记录者，应当就是与尼王同时代的人。
由此可见，批评学者们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语言与历史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后面，却是他们所站的不信派的立场，即认为预言是不可能的。批评学者们不相信但以理11章是预言，但却认定其有关安条克四世，而这一认定，也为众基督教界所接受。本书认为，两者在这一点的看法，均大有可商榷的空间。我们会在相关章节，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一）传统早期说
尼布甲尼撒在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605-562年。这也是新巴比伦王朝的鼎盛时期。尼布甲尼撒的父亲曾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已属第二代，正是他把巴比伦推到了鼎盛！但以理书所写的，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但以理书第五章写到了伯沙撒王在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548-539年（或公元前553-539年），故早期说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六世纪。
那么，有什么证据支持早期的说法，而且认定但以理就是本书的作者呢？我们从内证与外证两方面来证明这一点。
（一）但以理书的内证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寻找内证。
1、人称上的内证
在但以理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自己的说法——声称“我但以理”。但同时我们发现，其中主人公的口气也有变化——有时采用第一人称，有时采用第三人称。在但以理书前六章，但以理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比如但1: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
可是，到第7章，口气就变了。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出现。比如：但7:15节说得就更加明白，“至于我但以理”。但7:28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可见，他直接宣称，这就是“我”说的。参但7:1-2，15、18；8:1-2；9:1-2；10:1-3；12:5、8。
事实上，在但以理书的后六章，作者一直自称自己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是我亲自写下来的。如但12:5、8节，就是以这种身份和口吻来写的。
或问：为什么在人称上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前面的六章记载的不只是但以理一个人的事，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以及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伯沙撒王、大利乌……之间的记录。
另有一种解释，前面的六章可能是他的朋友写的，但是经过但以理的修改。这是妥协的一种说法。
我们比较认同的看法，本书就是但以理自己写的。可能这些内容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因为有些事是在当时发生的，而有些事是在以后发生的。比如，我们所看到的，但8章与9章之间相隔10年之久。
因此，我们认为，《但以理书》很可能是但以理晚年时的回忆录。在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但以理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汇总到一起的。
2、细节方面的内证
1）采用怀柔的政策但以理对于当时巴比伦王怀柔犹太四个被掳青年的做法描写得非常仔细。比如说，在但1章中，尼布甲尼撒王很像中国的康熙皇帝，采用怀柔的政策。他把希伯来人俘掳过来以后，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十分聪明的人，来训导他们，而且把自己用的饭菜，也赐给他们吃。这就把他亲善俘虏的形像表现出来了。
按照常理，对待敌国的一个原则，不但把敌国铲平了，还要把它的历史涂抹掉。但事实上，这里我们看到，尼王有他很亲善的一面——怀柔的政策。他这样做，一方面想同化这些被掳来的犹大人，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犹大人很聪明。所以，他还希望藉助他们来帮助稳定国家大局。
另外，在但2章有关金像异梦的解释中，如果但以理不是身临其境，恐怕他也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
事实上，因为他曾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在这些相关的事件上，他可以描写得很仔细。
2）乐器和官职的描写
但3章记载了巴比伦时代各种各样的宫廷乐器和官职。若非作者曾亲历目睹或非常熟悉，他就不可能对此描述得非常细致入微。若不是身临其境，也许就写不出这么仔细。或者说很容易搞混淆，甚至写错。细节性的描述，提供了一些内在的证据，表明但以理当时的确经历了这些事情。
3）宫廷宴席
但5章对宫廷豪门盛宴的描写也是非常细致。其中记述了一千人拿着盛酒的器皿纵饮狂欢的浩大场面，就把宫廷中的奢侈豪华、铺张浪费的气派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3、历史方面的内证
但5章提到了伯沙撒王在国难当头时的当众承诺——谁能把墙上所写的字解读出来，他就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据后来的历史考证：伯沙撒当时是个摄政王，他的父亲在另一个叫德玛的地方纵情逸乐，不爱江山爱美人，就把江山交给儿子管理。后来听说大利乌攻占了巴比伦，他竟然傻乎乎地回到巴比伦京城，结果他也被俘。
这里，但以理描写他因解读了墙上的文字，成了“国中第三”。以前那些批评学者认为，历史上没有这位伯沙撒王，也没有伯沙撒其人。但后来的考古证实历史上确有其人。当时伯沙撒的父亲仍旧为王，他是摄政王，就是国中第二。因此，当他答应封赏但以理高官厚爵时，只能是“国中第三”。
这一细节，只有当朝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旁证！可惜历史学家没有记载此事。
4、关于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也能够证明但以理是当朝代的人，因为但以理书中所记的地理，正是当时实际划分的地理。但8:2节提到，但以理看到异像的时候，他是在以拦省的书珊城。当巴比伦亡国后，“以拦省”就不存在了。至于书珊城，以后在波斯帝国时期，也被改名了。这是当朝人的说法，若是后世的人写的，那么在地名的使用上，可能就不会用这个地名了。因此，通过但以理对当时地名的记录，说明他一定是当朝代的人。否则，他就会搞不清楚这些名字。
以上都是一些早期说的内证。
（二）早期说的外证
1、以西结先知
结14:14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以西结和但以理不是同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西结是在但以理之后，即第二次被掳的。这是一个证据。
结14:20节又重述了同样的说法：“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
这里以西结先知不仅提到了但以理，而且他还把但以理和挪亚、约伯排在一起。挪亚和约伯都是上帝所嘉许的圣书中的先祖，并且上帝称他们是义人，甚至于说约伯在我面前是一个完全人。在这里把但以理也排在其中，足以证明他非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特别蒙上帝看重的人。这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了。（另参结28:3节）
2、死海古卷
第二个外证，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是在死海附近挖掘出来的写在羊皮卷上的圣书。从“死海古卷”的抄本中人们发现，早在公元前210年，就已经把但以理书作为经书抄进来了。而且死海古卷中有称但以理为先知的记载。3、耶稣作为外证
但是最为有力的一个外证，请看太24: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这里我们发现，耶稣自己也承认说“先知但以理”。然后他引用了先知但以理的那句话，“那行毁坏可憎的”，叫人要留意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很明显，耶稣这话是引自《但以理书》。所以，耶稣也向我们见证了《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先知但以理！既然耶稣肯定了但以理书及其作者，我们就应当相信他说的话是正确的。
再退一步讲，就算有一些人会说，耶稣讲这些话只不过是迎合当时的说法。但我们从四福音书中发现，对于传统上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耶稣总是给予揭露并予以纠正的，他不可能去迎合一个错误的观点！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们承认新约圣书都是受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那么我们不妨试想一下，这些新约圣书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若误将但以理当成该书的作者，那么，必会受到圣灵的更正。事实上，所传来下的福音书就是这样认定但以理是该书的作者。
4、以犹太人的态度为外证
另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就是犹太人对于但以理非常尊重，而且把但以理书的位置提到很高。这也是一个外证。然而，尽管犹太人很尊重但以理，但有人因为在犹太人的旧约经卷的分类中，没有把《但以理书》归到先知书类，而是放到一般的圣书中，于是，这又引起了批评学者们的疑问。
二）晚期说
（一）历史上的晚期说
第一个提出但以理书不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写成的，是生活在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哲学哲学家波腓烈率（Porphyry）。他是继承和发扬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认为，“上帝”是一个非人格的神明，他创造了天地以后，就不闻不问了，不再介入人间的事。既然认为上帝不再介入这世界上的事，而《但以理书》中却记载了许多有关上帝介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
波腓烈率在大约四十岁时，写了题为《论反对基督徒》（Against the Christians）十五卷。原稿已散佚，但部分对但以理书的攻击，被保存在耶柔米所著但以理注释里。他认为但以理一书不是公元前六世纪所著，而是在安条克（Antiochus Epiphanes）时代，住在犹太（Judaea）的某个人写的。他认为但以理书中对安条克的预言太精确，只可能是历史，而不可能是预言。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神迹和预言。
当时，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对他提出的这种错误观点表示强烈地反对，甚至把他所写的著作全部焚烧。他的错误观点后来之所以又死灰复燃，是因为有人引用了他所著之书中的只言片语。尤其在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他的错误观点又被批评学者拿来批判圣书和基督教信仰了。
阿科斯塔（Uriel Acosta，1590-1647)，是一位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但以理书是伪作，目的是为了支持身体复活的教义。1727年，英国自然神论者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在他所著的”Scheme of Literal Prophecy Considered”一书的附录中，对预言进行攻击。但最早且较有系统地对但以理书发起攻击，来自Leonhard Bertholdt在1806-1808期间出版的两卷《但以理书》。
近代学者Gustav Hoelscher认为，但以理书的真正编撰者，生活在马喀比时代，此人写了但8-12章。而先前的五个叙事故事，其背景明显在马喀比时代之前。因此，此人便把这五个叙事与他自己写的五章放在一起，在其中插入第七章，并加上了第一章为绪言，这们就有了我们今天的但以理书。他认为全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章，亚兰语，公元三世纪；
第二阶段：扩大的1-7章，亚兰语，公元三世纪；
第三阶段：扩展到1-12章，马喀比时代。
（二）支持晚期说的外证与回应
1、未被列于先知书中
批评学者以但以理书未被列于先知书中作为外证，证明但以理书成书较晚。但我们认为，这个外证不充分，不足以说明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但以理不象摩西、以西结、耶利米等有着直接蒙上帝呼召的经历。事实上，他是在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术士都要被杀，而他自己也在被杀之列，处于性命难保的危急之时，仍凭着信心，恳切祷告，从上帝那儿获得启示，然后出来向王解梦，终于化险为夷，保全性命。
可见，他的工作并不象其他先知那样十分明确。因此，难怪犹太人没有把他看成先知，这是可能的原因！
其次，本书中没有出现“耶和华如此说……”之类的话。
他所见到的异像或异梦都是天使帮他解释的，没有“耶和华的灵”或“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放在先知之列。
而且，本书涉及到宫廷政治。犹太人对于宫廷政治，尤其是外国人的政治，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但以理书》放到先知书里。
另外，有一本书中作了这样的猜测：自从犹太国失去国家主权以后，犹太人始终在做他们的复国梦。特别是在“马喀比事件”以后，这种复国梦尤为强烈！但每一次造反，都遭血腥镇压。
后来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名叫约瑟夫。他虽是犹太人，但他基本上是站在外邦罗马人的立场上着史的。他曾奉劝犹太人不要闹革命，不要期望复国，免得自寻死路。可见，他所写的书比较偏向于征服者。
而犹太人当时可能看到《但以理书》中所写的国家是很明确的，都是用“兽”一类的象征物表示的，深怕引起犹太人的复国情绪。因此，有人干脆就把它放在普通圣卷里，而不放在“先知书”中，因为“先知书”意味着是上帝赐下的直接指示，应该照着去实行。于是，就有了这种说法。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找到其它更好的理由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但以理书》被放在何处，其本身并不影响但以理就是一位先知！如前所述，有一个最大的外证，就是耶稣承认但以理是先知。而但以理自己也表明了他是这卷书的作者。然而，这一外证，对这些持不信立场的批评学者们，不具权威性。
2、未被旧约先知所引用
反对者提出：如果《但以理书》成书的年代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话，它应该被后来的作家、先知所引用，而不要等到新约时期，耶稣来了以后才被引用。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与比但以理稍晚的先知以西结，就三次提到但以理（结14:14，20；28:3）。但是，批评学者却认为，以西结所说的但以理，是Ugarit族神话中的但以理。在他们看来，犹太作者有惯于借用外族神话或名字的习惯。
他们甚至提出：根据圣书记载，挪亚、约伯都是很早时代的人。而《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已经是距离挪亚、约伯很长历史时期的人物了。以西结不可能把不是同时代的人排列在一起。
所以，他们认为，以西结引用的但以理根本就不是《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而是另外一个比《但以理书》中的但以理早800年的但以理。
事实上，即使《但以理书》未被后来的作者引用，也并不表明它成书晚！譬如：《以赛亚书》也是成书很早的，但在当时并没有被人所引用，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才被引用。而《以赛亚书》作为先知书的地位，在犹太人中是没有被怀疑的。
（三）晚期说的内证
另外，批评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内证以支持晚期说。其中包括：启示性文体、启示性预言、语文问题、历史问题与一些神学问题。
1、 语言问题
但1:1-2:4上，采用的是希伯来文；但2:4下-7:28节，采用的是亚兰文。但8:1-12:13节，又是希伯来文。当然其中还用了几个波斯字和希腊文。批评学者们提出了几个解释，Bevan认为，原来整本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后来因其中一部分散佚，只好用亚兰文补上。另外一些人认为，原来是用亚兰文写的，希伯来文是翻译的结果。Rowley认为，2-6章本来就是在马喀比时代用亚兰文写的。稍后一点，作者又用亚兰文写了第七章。等他后来再写后面的异象时，发现希伯来文更好用，于是就用希伯来文写了，并且用希伯来文加上了第一章，作为引子。
关于这个问题，难以有一个满意的回答。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者选用了亚兰语来写外邦，而用希伯来语来写未来的上帝国度。另一种解释认为，作者在写到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时，开始用亚兰文（但2:4），接着一直用亚兰文写。当他再次提笔时（但8:1），就恢复使用希伯来文。而且后业编辑时，因认为当时代的人都明白两种语言，也就没有在文字上进一步统一了。
2、 历史性的问题
批评学者们对但以理书各章，都提出了历史性方面的质疑，如但1:1的时间问题、但2章的迦勒底人问题、但4尼布甲尼撒王的怪病问题、但5章的伯沙撒王的问题、玛代人大利乌的问题等。我们摘取一二，略作说明，其他问题，待学习相关章节时，再作进一步讨论。1) 关于伯沙撒王的问题
批评学者们认为，但以理第五章把伯沙撒当成巴比伦王，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声称，伯沙撒这个名字出现在已见的楔形碑文中，已是为人所知的事实。但多以“mar sarri(国王之子或配冠王子)”，因为拿波尼度（Nabonidus）是真正的王。然而，在记载拿波尼度的“波斯碑文”（Persian Verse）中，却提到拿波尼度把王权委托给儿子伯沙撒，而自己却住在阿拉伯的他玛（Teima）。这件碑文也支持伯沙撒摄政的看法，如有按两人名字起誓及其签有两人名字的皇室供禄。从职位上说，伯沙撒只是摄政王。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在他们之上的就是这一位，所以，但以理书称他为王，并无不妥。2) 尼布甲尼撒王的病
在但4:33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夜露滴湿，头发长长，好象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但4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得了这样的怪病，但批评学者们认为：
- 史书上没有类似这样的记载，医学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即使这个说法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病症，但从医学上认为，这样的病症是不可能复原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批评意见。
- 根据但4章记载，尼王虽患有这样的一种病，但后来不仅奇迹般地恢复了，并且又回到了他的王位。这在批评学者看来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但以理所记载的，是一种心理病(boanthropy)，患这种病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头牛，但这种病例的记载不多，但也并非绝迹。而且，在公元三世纪，有一位名叫 Berossus的祭司，保存了相传尼王晚年患病的记载。一百年之后，一位名叫Abydenus的作者，也附和这种说法。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有类似记载。
这样看来，希伯来人把巴比伦国出现的这种情形记下来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而且记录者，应当就是与尼王同时代的人。
由此可见，批评学者们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语言与历史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后面，却是他们所站的不信派的立场，即认为预言是不可能的。批评学者们不相信但以理11章是预言，但却认定其有关安条克四世，而这一认定，也为众基督教界所接受。本书认为，两者在这一点的看法，均大有可商榷的空间。我们会在相关章节，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本文由【现代真理网站】首发，转载须告知。
本文链接
下一篇：二、中东地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