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解释预言的流派
对圣书预言的研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解释预言的方法不同，因此，现今的基督教界在解释有关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上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三大类的派别：
一）第一大类是世俗学者的解释流派
历史批评派（Historical Criticism/Higher Criticism）
这是十八世纪开始在欧洲兴起的一个以对经典文本进行文学分析的学派，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文本作者、成书时间与地点，文本本身的真伪鉴定等。这些学者，通常否定圣书是上帝的话，而把圣书归于一般性的古典文本。他们既然否定《圣书》是上帝的话，那么对于《圣书》上所说的所有的预言就不会予以承认。具体到但以理书，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在历史发生以后写的，而且写的目的不是为了预示未来，而是为了鼓励当时代的人。其写作的年代在公元前二世纪。因为这些批评学者及其观点的存在，因此，西方基督教界研究但以理也好，还是其他圣书经卷也好，都难免要在这些特别的导论问题上，即作者、写作时间、写作地点、文本来源等问题上，耗费一些篇幅与精力。这一学派的某些主张，也在影响着某些基督教内团体对圣书预言的解释。
随着西学东渐，历史批评派（或高等批评）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本课程在进入对但以理书实质性研讨之前，也需要有针对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圣书预言的解释上，特别是对《启示录》一书的解释上，出现了三大派别，即历史学派，将来派与过去派。因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紧密联系，这三大派别，也都影响着对但以理一书的解释。因此，我们在学习但以理书之前，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二）第二大类是基督教界的三大解释流派
· 历史学派 (Historicism)
· 将来派 (Futurism)
· 过去派 (Preterism)
历史学派认为，整个《圣书》的历史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动态的、前进的历史。预言要从过去一直应验到将来，以耶稣的复临（基督第三次与众圣徒一起降临地球可以认为是第二次降临的继续，是基督复临的一部分）为结束。它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应验的过程，在这中间没有断层。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中，大多持这种观点与看法。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艾萨克·牛顿(Sir Issac Newton)、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1807-1885），安德烈·福塞特（Andrew Fausset, 1821-1910）、瓦典西人、约翰·韦斯利（John Welsley, 1703-1791）、威廉·米勒耳 (William Miller, 1782-1849)等。
历史学派将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小角与启示录中的巴比伦解释为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为了抵制这种解释，于是推出了两种新的预言解释学派，即未来派与过去派。
“改革家们不仅有力地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解放了人的灵魂，而且通过清楚地认定圣书预言中的敌基督，而鼓起了千万人的勇气，脱离教廷黑暗世纪的残暴统治。但以理、保罗与约翰的象征，取得了强大的效果。理解了预言归罪的指头重重地落在罗马身上，唤醒了欧洲的良知。在惊恐之中，罗马看到她必须有效地抵消这种把教廷看成敌基督的认定，否则，就会全盘皆输。她必须提出可信的辩论，让人在中世纪之外去寻找敌基督兴起的证据。
“耶稣会士的学者为了罗马的前程聚在一起，提出了两种貌似可信的方案，来抵消改正教（抗罗宗）的历史性解经。
“西班牙的阿卡扎（Luis de Alcazar，1554-1630)，弄出了一套所谓‘过去派’的预言解释体系。这套理论认为《启示录》所说的是异教罗马帝国的事，敌基督指的是尼罗（Nero），因此，预言早在中世纪之前就已经应验了。阿卡德的过去派理论对保守的或福音派的改正教，一直末能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一体系在改正教理性主义者与自由派中变得流行。
“而更为有效的回击，则出自西班牙撒拉门卡（Salamanca）的弗兰希斯瑞伯若（Francisco Ribera, 1537-1591）之手。他是‘将来派’预言解释的鼻祖。与阿卡扎把敌基督置于过去的做法不同，瑞伯若争辩，敌基督将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给在1590年，瑞伯若出版了一本五百页左右对启示录的诠释本，否定改正教把敌基督安在罗马教会身上。”
三）第三类是一些新兴流派
理想派(Idealism)：
理想派认为，启示录中的预言与象征，不可从字面上去理解与解释，而只能从属灵的、或寓意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流派认为，启示录中的象征性的语言，与具体的历史关联不大。重要的是，从其中找到普世的基督徒生活原则。
折中派：
这一派是要在历史批评派和严格的圣书学派中间采取一条比较折中的观点。这一派是最近兴起来的，以前不存在。
本课程立足于历史派的预言解经方法，也会在适当时候，选择性地运用理想派中的一些原则，用于个人的灵性生命上。
一）第一大类是世俗学者的解释流派
历史批评派（Historical Criticism/Higher Criticism）
这是十八世纪开始在欧洲兴起的一个以对经典文本进行文学分析的学派，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文本作者、成书时间与地点，文本本身的真伪鉴定等。这些学者，通常否定圣书是上帝的话，而把圣书归于一般性的古典文本。他们既然否定《圣书》是上帝的话，那么对于《圣书》上所说的所有的预言就不会予以承认。具体到但以理书，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在历史发生以后写的，而且写的目的不是为了预示未来，而是为了鼓励当时代的人。其写作的年代在公元前二世纪。因为这些批评学者及其观点的存在，因此，西方基督教界研究但以理也好，还是其他圣书经卷也好，都难免要在这些特别的导论问题上，即作者、写作时间、写作地点、文本来源等问题上，耗费一些篇幅与精力。这一学派的某些主张，也在影响着某些基督教内团体对圣书预言的解释。
随着西学东渐，历史批评派（或高等批评）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本课程在进入对但以理书实质性研讨之前，也需要有针对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圣书预言的解释上，特别是对《启示录》一书的解释上，出现了三大派别，即历史学派，将来派与过去派。因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紧密联系，这三大派别，也都影响着对但以理一书的解释。因此，我们在学习但以理书之前，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二）第二大类是基督教界的三大解释流派
· 历史学派 (Historicism)
· 将来派 (Futurism)
· 过去派 (Preterism)
历史学派认为，整个《圣书》的历史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动态的、前进的历史。预言要从过去一直应验到将来，以耶稣的复临（基督第三次与众圣徒一起降临地球可以认为是第二次降临的继续，是基督复临的一部分）为结束。它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应验的过程，在这中间没有断层。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中，大多持这种观点与看法。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艾萨克·牛顿(Sir Issac Newton)、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1807-1885），安德烈·福塞特（Andrew Fausset, 1821-1910）、瓦典西人、约翰·韦斯利（John Welsley, 1703-1791）、威廉·米勒耳 (William Miller, 1782-1849)等。
历史学派将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小角与启示录中的巴比伦解释为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为了抵制这种解释，于是推出了两种新的预言解释学派，即未来派与过去派。
“改革家们不仅有力地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解放了人的灵魂，而且通过清楚地认定圣书预言中的敌基督，而鼓起了千万人的勇气，脱离教廷黑暗世纪的残暴统治。但以理、保罗与约翰的象征，取得了强大的效果。理解了预言归罪的指头重重地落在罗马身上，唤醒了欧洲的良知。在惊恐之中，罗马看到她必须有效地抵消这种把教廷看成敌基督的认定，否则，就会全盘皆输。她必须提出可信的辩论，让人在中世纪之外去寻找敌基督兴起的证据。
“耶稣会士的学者为了罗马的前程聚在一起，提出了两种貌似可信的方案，来抵消改正教（抗罗宗）的历史性解经。
“西班牙的阿卡扎（Luis de Alcazar，1554-1630)，弄出了一套所谓‘过去派’的预言解释体系。这套理论认为《启示录》所说的是异教罗马帝国的事，敌基督指的是尼罗（Nero），因此，预言早在中世纪之前就已经应验了。阿卡德的过去派理论对保守的或福音派的改正教，一直末能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一体系在改正教理性主义者与自由派中变得流行。
“而更为有效的回击，则出自西班牙撒拉门卡（Salamanca）的弗兰希斯瑞伯若（Francisco Ribera, 1537-1591）之手。他是‘将来派’预言解释的鼻祖。与阿卡扎把敌基督置于过去的做法不同，瑞伯若争辩，敌基督将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给在1590年，瑞伯若出版了一本五百页左右对启示录的诠释本，否定改正教把敌基督安在罗马教会身上。”
三）第三类是一些新兴流派
理想派(Idealism)：
理想派认为，启示录中的预言与象征，不可从字面上去理解与解释，而只能从属灵的、或寓意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流派认为，启示录中的象征性的语言，与具体的历史关联不大。重要的是，从其中找到普世的基督徒生活原则。
折中派：
这一派是要在历史批评派和严格的圣书学派中间采取一条比较折中的观点。这一派是最近兴起来的，以前不存在。
本课程立足于历史派的预言解经方法，也会在适当时候，选择性地运用理想派中的一些原则，用于个人的灵性生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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